其中，领头的粉衣男子自称武汉市洪山区分局民警“孙先生”，经“李然于心”与“孙先生”确认，其他三名人员分别为一位“狮子山街”派出所警员（未露面）和两位洪山区分局警员。

  在执法过程中，面对“李然于心”的提问，粉衣男子不做任何回应，既不表明上门为解决什么样的事情，也不表明自己的姓名和警号，只是摆头摇手到：“不要装糊涂，没必要装糊涂”。

  “第二点，有些事情你能够最终靠正常渠道去反应，不是说不让你反应，这话没说错吧”，“可以向学校反应，明白吧？”

  “第三点，需要更明确的是，有些事情，如果造成其他后果，需要你承担，这个我多的不说，明白吧？”

  图书馆诬告事件，从杨某故意引导男女对立，到被网友揭发学术不端问题，再到如今正当举报者被公权力打压，事情发生质的变化。

  观察员在上一篇文章中，引用网络公开信息，整理了杨同学被网友扒出的很多问题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被下架了。

  这件事已经涉及到滥用职权问题，使得话题更为敏感，不知道本文还能存在多久。事实上，一些发声的自媒体人员和网友也被“捂嘴”了，甚至本文能否发出来，都是个问题。

  但是，当诬告者肆意“开盒”施暴于受害者时，当学术不端者凭借造假论文荣登“学术殿堂”时，当蒙冤者在司法昭雪后仍被继续加害时，当有人利用公权敲响家门时，难道要视而不见？

  试想，某天的后边夜，四个警察突然敲响家门，要求进入家里谈话，并说“不要装糊涂，你要承担后果”。谁会不怕？

  正是因为警察行使社会管理权，最容易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，因此对警察队伍的管理和执法过程有严格要求。

  我们认为，上门过程中至少有四处涉及违法。粉衣男子支支吾吾不说原因，又不希望“李然于心”录像，可见非正常执法，连治安管理中的口头警告处罚都不算。鉴于公开的执法规范较少，因此，以现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为参照，举重以明轻，如果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都是被管制或禁止的，则本次上门必然违规。

  第一，粉衣男子没有着正式警服和出示证件，涉嫌违规（目前网上有称该男子为副校长等，观察员对比照片觉得不像）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84条规定，“人民警察在公安机关以外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，应当出示工作证件。”《人民警察法》第23条规定，“人民警察一定要按照规定着装，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，保持警容严整，举止端庄。”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》第20条第2款规定，“不按规定着装，严重损害人民警察形象的”，造成不好影响的，给予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记过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记大过处分。粉衣男子等并非执行紧急任务，也不存在便衣警察盘问等可能，应当穿着正下一个式警服、出示证件，尤其是在“李然于心”要求明确其身份时，必须出示证件。

  第二，“李然于心”居住地址从何而来？如果“李然于心”没有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居住地址，粉衣男子等人是怎么样找到“李然于心”的？很明显，“李然于心”并没有涉及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，难道是有热心网友提供了地址不成？当然，随意调取个人隐私信息的事情，属于“理论上不可以，原则上不可以”。

  第三，粉衣男子等人是不是能够上门，并要求进入房内？从理论上说，公职机关“法无明文不可为”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对“侵害人”，警方只能将其传唤到公安机关，或对现场发现的可疑行为进行盘问。而粉衣男子甚至不敢说明上门的缘由，可见其公器私用，违法行事。

  第四，粉衣男子的言行是不是满足警察的身份？根据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》第20条规定，“在工作中对群众态度蛮横、行为粗暴、故意刁难或者吃拿卡要的”。首先，粉衣男子对于“李然于心”提出的“受害人是谁“”、“上门缘由”等问题时，明显支支吾吾不敢做答，只敢不耐烦的称“没必要装糊涂”、“你自己明白”，这难道符合执法规范？其次，阻止民众进行学术不端举报，压制其举报权利，难道不是滥用职权？

  粉衣男子上门的理由，大概是杨某以“生命安全”为由报警。因此粉衣男子才会说出“不要因为你行使合法权利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后果，否则你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”这种话。

  也正是因为这种理由，我们才无法排除一个可能：杨某打电话给洪山分局，说“有人网暴造谣我，我抑郁症，你们不管我就去死”。粉衣男子等人由于害怕杨某真的出事，又不知前因后果，就上门，忌惮于录像，不敢透漏报警者信息，因此含糊其辞。

  首先，杨某是以“生命安全”相威胁的“惯犯”。从网上杨某自己发的言论来看，杨某甚至用相同理由威胁法官进行偏向性审理（此处为当事法官谢庭长点赞）。恐怕杨某惯用此手法，不知道如果案件二审杨某是不是依旧会以此相威胁。

  如果“李然于心”同学突然坐在地上一边以头抢地一边哭喊，“我有抑郁症，你们这么逼我就是让我去死”，不知道粉衣男子等人会不会有不同的反应。

  其次，粉衣男子也知道，网上实名举报学术不端是合理合法的，履行合法权利当然有度，但是这个度应当是社会公共秩序、无辜者的合法权益，不能让合法权利的“度”变成对违法者的“包庇”。

  例如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王灿发表的4篇C刊论文因抄袭多篇硕士毕业论文，被相关人员举报。根据举报信，王灿一而再、再而三给被抄袭者发邮件“求饶”，先说自己有“高血压”，又说“是第一次抄袭，也是最后一次抄袭”，最后竟然谎称自杀，“已离开人世”！

  被抄袭者表示，王灿无论发生啥事都跟举报者无关，“我们不会为他的个人行为和情绪买单”。

  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杨某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真的出现“生命安全”问题，跟“李然于心”同学也不应当有丝毫关系。“李然于心”同学的举报均是有现实依据，也未提出过分要求，如果以“生命安全”作为要挟就不能追责，那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民法》、《刑法》等都取消好了，只要主张“你要我还钱就是要我的命”，“你要我坐牢我就去死”，那岂不是就没有责任可言了？

  如果“上门”背后的真相仅是杨某以“生命安全”相威胁，要求出警解决“李然于心”同学，恐怕杨某也是因害怕论文造假被追责，心虚报警。

  （以上仅为一小部分，关于杨某硕士论文造假问题，网络仍在持续更新，能关注知乎用户Longhao.Chen ）

  并且，在本次事件中，被杨某诬告的肖某某才是受害者。杨某长期网暴肖某某，导致肖某某患上创伤性应急障碍；在败诉后故意“开盒”肖某某，泄肖某某人隐私。杨某才是应该被舆论谴责和司法调查的对象。

  无论是杨某诬告事件，还是杨某学术不端事件，其关键都是其毕业院校高校如何处理。

  对肖同学的错误处分是否应当消除？杨某是否是硕士学位论文造假？如果校方能够迅速、及时地给出回复，至少给出积极解决的态度，公开回应舆论的关切，相信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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